医疗公司涉嫌非法代孕、贩卖婴儿，任何地方都不是法外之地

一声响亮的啼哭，婴儿呱呱落地，朱姐迅速编辑好文字，“母子平安，等我消息。”不出意外，3天后，她就能结束这笔大单，开始寻找新的“客户”。

朱姐四十岁出头，个子不高，看起来干练且时尚，让人丝毫联想不到她的另一个身份：贩卖婴儿的中间人。明着开了一家医疗公司，暗地里却做着非法代孕买卖婴儿的“生意”。

朱姐提供的合同书，该代孕服务名为“山东佰子生殖指定性别协议”。

由贩卖团伙主导，亲生父母假借“送养”名义贩卖刚出生的婴儿，成为一种越来越猖獗且隐蔽的地下交易链条——一个新生儿的价格从几万元到十数万元不等，包办出生证明，并逐渐发展出新的业务模式，游走在灰色地带。

目前潍坊市公安局奎文分局刑警大队已组成工作专班，依法立案侦查。

据我国《刑法》第二百四十条规定：以出卖为目的，拐骗、绑架、收买、贩卖、接送、中转妇女、儿童行为之一的即构成拐卖妇女、儿童罪，犯本罪的，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情节严重的，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死刑，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。

代孕公司不该成为非法送养的“法外之地”“圆梦”，是婴儿贩卖团伙营造的巨大假象。一直以来，朱姐始终认为，“这是‘收养’，不是拐卖。”

在职业贩婴团伙的主导下，新生儿父母假借“送养”名义，出卖自己的亲生孩子，换取高额利益，是目前构成“拐卖妇女儿童罪”中比较突出的一类。

根据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司法部《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》的规定，不是出于非法获利目的，而是迫于生活困难，或者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，私自将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送给他人抚养，包括收取少量“营养费”“感谢费”的，属于民间送养行为，不能以拐卖妇女、儿童罪论处。

如果是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亲生子女，根据我国刑法第240、241条的规定，孩子亲生父母涉嫌拐卖儿童犯罪，收买方涉嫌收买被拐卖儿童罪。买方市场活跃，使贩卖行为有利可图，是拐卖犯罪屡禁不绝的原因之一。

一直以来，主张对拐卖和收买两方做同等量刑的呼声很高。2015年8月29日，刑法修正案(九)通过并规定，收买妇女儿童，一律入刑，但可视情节从轻或者减轻处罚。该条例适当提高了从宽处理的门槛，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对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行为的处罚力度，但总体来看，买方受到刑罚的力度仍然较小。

收买是拐卖的动因，需要严惩买方，加重刑罚，才能从根本上打破供需关系，提高犯罪成本，从源头上减少此类犯罪的发生。无论是“弃养孩子保证书”还是“生殖指定性别协议”，其内容均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，属于无效合同，“人贩向买家所承诺的，无法从法律层面得到保护，其实风险是很大的。”

《2019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》显示，截至2019年底，全国共有孤儿23.3万人，其中社会散居孤儿16.9万人。2019年，全国办理收养登记13044件，其中内地居民收养登记1.2万件。

非法送养黑市猖獗，合法领养却冷冷清清。张永将认为，一方面，被遗弃在爱心福利院场所的部分孩子，存在一些先天性或者基础性疾病，导致有“养儿防老”等传统思想的失独或者无法生育的家庭不愿意领养，但又达不到正规途径的收养门槛。另一方面，对没有经济来源的意外怀孕女性，相关部门的对口帮扶机制仍然不够完善，导致这些法律意识薄弱的女性容易被人贩团伙哄骗。

合法收养关系的建立，需要各个环节的监督机制互相作用和配合，不该仅停留在文件这样走马观花式的检查层面上，“20多岁的年轻女子堂而皇之变成40多岁的中年妇女而无人察觉，正大光明拿到医学出生证明，实际上是假借合法的形式实施违法犯罪行为。卫生、公安、教育系统都需要在这个问题上提高警惕，继续加强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。”

虽然我国的收养制度还在不断完善，包括针对拐卖婴幼儿的相关法律法规也在不断进步，但立法永远都是滞后的，需要实践、时间以及专家论证。“目前来说，还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。”